习近平曾强调，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要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改起，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

相应地，在这种保障方式中，其保障的对象便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群众，以可辨析的个体形式存在，即便是加害方，亦属于可以通过考察其具体情节而加以差异化处罚的独特个体，其个人权利一般会受到严格保障。然而，另一种可能的结局却是，科层体制的制度能力被运动式治理所严重侵蚀和削弱，导致常规化的科层组织蜕变成了一种大型动员单位，进而，运动式治理实现了常态化。

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它与政府执政的质量有关。不过，即便运动式治理现象无法被完全根除，也并不表明国家对于这种政策工具是十分满意的，亦没有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它。对此，一个可行的对策就是，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进而，通过打造一种无缝隙政府意义上的协作治理方式来实现跨部门领域问题的有效解决。其原因在于，由于立法机关专权，类似于司法型国家中的司法机关所应发挥的独立制约作用无法完全体现，立法机关可以通过不断制定新规则来回避司法审查，与此同时，相比于行政型国家中的行政机关专权，立法专权本身就制约了行政权，能够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大体上可预测的指针和可救济的渠道。4、针对特定群体的目标指向型保障：在第四类保障中，国家需要认真面对那些具有特定身份之群体的权利诉求。

乍看之下，将动员机制看成是一种权利保障方式似乎有悖常理，然而，一旦将其与科层体制联系起来，问题便不难理解。然而，另一种可能结果却是，常规化保障在与运动式治理的不断接触和转换中，自身本应具备的专业化、制度化、稳定性等组织特征被严重削弱，甚至损耗殆尽，从而使得科层组织本身蜕变成了大型动员单位，运动式治理反而成为了常态化机制。具体展开，即为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缔之，继以公议会导之。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体系，世袭君主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48]前注[38]，康有为文，第129页。联邦参议院不仅在两院之中居于优势地位，其内部结构更是显示出了德国联邦制的实质。我们不能忘记，1915年的筹安会六君子中，严复与杨度都是对同时代的国际体系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严复更是被晚清士林认定为西学先锋，甚至是西化派。

[30]这里的主张，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同盟关系，而是合邦。辛亥革命由革命派发动首义，但多数地方督抚和士绅其实都是立宪派，见清廷无法挽救，宣布本省独立，许多人摇身一变，就成为民国的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宪制的偏好必然会发生改变。

康有为充分认识到，强势君权是德国宪制的核心。[7]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4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在康有为看来，同时代其他各国的宪制并不具备德国宪制所拥有的可推广性。而正在到来的国际体系，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截然不同。

[65] 当然，康有为持这一立场，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德国实力的估计。康有为念念不忘扶光绪复位，将义和团和后党作为自己的敌人，希望在自立军、东南督抚和八国联军之间建立一个政治联盟，以拯救光绪皇帝。维也纳体系延伸到远东，其强度虽然有所弱化，但双边的磋商、多边的会议以及其他种种外交渠道，使得列强仍然可以时时交换对殖民地事务的看法，协调彼此的利益，减少直接冲突。在辛亥革命之后，重建德式的君主立宪制，已经不可能了。

康有为看到德意志第二帝国蒸蒸日上的态势，迅速将其走向富强的原因归结为宪制，而没有深入探究宪制与富强之间的相关性。而他凝视的眼光，最终投向了当时正在急剧上升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一旦能建立公议政院，不需百年时间，即可巩固联邦。梁顶住压力，在日本长住下来。

从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张，到1900年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关系的策略，康有为试图扮演一个类似于纵横家的角色，但其主张全部落空。对他们而言，即便是西化，也绝不意味着废除君主制。[8]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9]、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10]、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1]、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12]等历史社会学家，尽管有不同的理论取向，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及了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演变对于国内宪制的影响。但美国没有合并世袭君主国的经验，在扩张的过程中，也必将参考德国的经验，即通过公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合谋，削弱中层的世袭君主的力量，直至将中层的世袭君主国变成普通的地方自治单位。但威廉二世拥有巨大权力、却没有相应政治能力，其盲动导致了文武关系的紊乱。[51]考虑到康有为写作《大同书》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德国以联邦合诸国的经验，就尤其具有普遍意义。

据乱世可以召集平等的国家联盟，康有为举出的例子如春秋时的晋楚弭兵，古希腊各国的联盟，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等等。[55]参见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康有为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他指出，美国的特点是，富过于法，以不肯占据他人土地者，专重商务，所养之兵，为数不多，各国皆交相畏之。中文世界中的讨论，可参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32～341页。

当时华北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随后出现八国联军入京，俄国出兵占领东北等事件。[63]参见〔英〕沃尔特•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0页。

茅海建先生评论，康提到土耳其故事，是在暗示日本不会占领北京，并预测将有列强干预日本侵华之事。[66] 在这里，读者可能会碰到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之所以是英式而非德式，有若干重要的考虑：第一，德式君主立宪制需要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作为核心，在光绪仍然在位的时候，可以承担这个核心的角色，但年幼的溥仪是无法承担起这样一个核心的角色的，更适合一个虚君的角色。欣茨十分重视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认为这一因素比马克思重视的阶级斗争对国家内部结构的影响更具决定性。

[63] 以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38]康有为：大同书，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七集)，第132页。

康有为当然认识到了这一层，但其提出的更具新意的论述是，德国的统一模式，尤其是联邦制的架构，有利于合小国为大国，最终迈向大同。第二，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及其失败，导致中国进一步碎片化，军阀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一个军阀打出复辟旗号，会被其他军阀认为有统合众人之志，因为触及到其他军阀的既得利益，很容易导致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因此很难打造一个支持君主立宪的军事联盟。

[67]但是张勋并没有按照康有为指出的路线操作，北洋实力派们感觉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张勋的侵犯，群起而攻之。当时俄军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军队配合下兵临伊斯坦布尔，英国出手阻止了俄军攻陷伊斯坦布尔，奥匈帝国与英国都反对俄土条约，最后是俄、土、英、法、奥、意诸国在柏林举行会议，迫使俄国作出重大让步。

继而德争霸于国竞之时，则以国为重。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七国守卫东三省，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24]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了欧洲列强在本土维持和平，却将祸水外引这一国际体系常态。在这里，康有为悄悄修正了他在流亡期间对德国将战胜英国、登上世界巅峰的分析，将其原本并不排斥的通过铁血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德式思路，重新界定为一国的自私自利。

当日晚上，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商议上奏保荐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并调袁世凯入京。[13]参见苏力：宪制的军事塑造，《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104页。

但是，俾斯麦拥有的巨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威廉一世个人的信任。国家起源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生存斗争，因而往往成群出现，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

[40]一位明察勇敏[41]的强势君主和一个有基本实权的议会相互补充，既有议院以民权立法后，君主本难专横，而有贤君专制以行政，则配置适得其宜。于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